當代中國的城市社區自治研究

    來源: www.jkuf.icu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6-01-17 17:07 論文字數:28254字
    論文編號: sb2016011320434115143 論文地區:中國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論文價格: 150
    本文是政治論文,本文嘗試通過對城市社區內組織現狀的分析,探索各組織復合合作的模式,探討中國城市社區的自治之路,以期對中國的社區自治有所啟發。
    第一章 城市社區自治的相關概念

    我國的社區建設開始的較晚,這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落后造成的。我國城市社區的建設開始與上世紀 90 年代,在建設過程中,政府發現社區建設并不是簡單地著眼于社區本身就可以,而是從政府的體制建設、外來非政府組織的培育等多個方面開展的一項系統性工程,是建設我國政治民主的基礎。目前,國內學界對于城市社區自治研究大體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節 社區自治的內涵
    首先,關于社區自治的內涵,所要關注的問題核心是什么是社區自治,社區能不能自治。綜合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對社區自治的內涵主要有 3 種看法:“1.社區自治是政府管理之外的社會自治。這種觀點強調政府與社區自治組織的分權,不主張政府介入社區管理。2.社區自治就是地方自治。該觀點認為社區自治就是社區居民直接選舉產生社區政府和社區議會,由民選社區組織管理地方事務。3.社區自治就是政府、社區組織、居民合作治理社區公共事務的過程”。
    筆者認為前面的兩種觀點比較明確地表達了社區應該發展的方向就是要自治,有自己獨立的管理權。這種偏向西方社區自治實踐經驗的結合與我國當前的社區管理現狀差距還比較大,在我國目前階段很難得到實現。第三種觀點所描述的情形和我國當前的現狀比較相似,從實踐上來說具有可操作性,但其中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之于社區是一種治理,自治組織和居民之于社區才是自治。這兩者的關系是需要厘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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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城市社區自治的治理模式
    關于城市社區自治的動力來源及模式的問題,國內學者根據中國的社區自治實踐,認為自治的動力來源有三種。一種是來自于政府,一種來自于社區本身,還有一種則是政府和社區合作而形成的動力。針對這三種不同的動力來源,目前的中國學界提出的三種社區自治模式分別是:政府主導型、社區自治型以及合作型。
    筆者認為國內學者提出的這三種觀點都有各自的道理。對于政府主導型而言,這種治理模式在我國普遍的存在,是目前社區治理的一個主要的方式,主要依靠的政府的行政權力來推進社區的自治化進程。但是這種模式沒有考慮到社區發展的方向是要政府逐漸地淡出社區,并不能從真正意義上實現社區自治。第二種社區自治型,強調政府在社區的完全退出,也符合西方學界對社區自治的理想狀態的設定。但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中國城市社區的現狀,如果在中國實行的話,會具有不小的困難,特別是在動力來源的方面可能很難去保證。第三種合作型模式,是政府主導型和自治型的一種結合產物,不僅考慮到社區自治最終是要將社區管理權完全交給社區居民,同時又考慮到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只有通過政府力量才能保證社區自治進程的推行。這種方案解決了動力來源和發展目標的問題。但是其實行前景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以下,將展示三種在中國比較有代表性的社區治理模式。
    一、社區制
    盧漢龍認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確立導致了城市社區的發展。但由于各種原因,社區作為獨立的社會主體與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相對缺失,因此,社區制改革本質上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新調整。通過比較上海模式和沈陽模式,盧漢龍認為上海社區的建設方向應該是從行政化管理向社區自我管理進行轉變。他提出“社區的管理將是一個自理與治理的過程,任何外力均只能起輔助的作用”。同時,他認為由于政府內部實行“科層制”,因而多一級政府,就多一級管理成本,這種成本高于社區自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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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城市社區自治居民參與的現狀

    如今學界已經達成了普遍的共識——中國城市居民的自治參與不足。針對這一現狀,學者大部分是通過思辨研究或者是通過對某一區域進行樣本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所以,從研究方法這一角度出發,以前的研究結果并不能全面、深入、客觀地反映中國城市居民自治的現狀。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張平、婁成武通過對全國 20 個城市進行調查數據,在此基礎上再構建數據模型,希望以此來對中國城市居民的自治行為特點做一個相對客觀、全面、深入的評價。筆者認為他們二人的研究成果和以前的相比,相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一節 研究基本情況介紹
    該研究以計劃行為理論為理論工具。計劃行為理論認為影響行為的主要變量是態度、主觀規范和感知行為控制②。在該理論的基礎之上,兩位學者又輔之以其他的文獻資料。綜合構建了包含社區自治認知、社區自治感知行為控制、社區自治態度、社區自治主觀規范、社區自治行為、社區自治意向、社區社會資本、人格傾向共 8 個維度的預調查問卷。問卷設置的評分范圍從 1 分到 10 分。預調查首先隨機抽取了 105 人進行調查。對預調查問卷數據實施探索性因子分析及信度分析,最終確定了正式問卷包括自治行為、自治態度、自治實際控制感(主觀規范、自治意向和感知行為控制合并后的新變量)、社區社會資本、人格傾向、自治認知共 6 個維度。本研究正式問卷的信度為 0.962。
    此調查研究界定的中國城市分別包含了地級市和直轄市。而其中對居民的界定是指居住該城市一年以上且年滿 18 周歲的公民。該研究采取分層抽樣的方法隨機抽取了 2000 個受訪者。這些受訪者來自馬鞍山市、銅陵市、莆田市、宜昌市、張家界市、宜賓市、遂寧市、廊坊市、寶雞市、長治市、白城市、撫順市、營口市、南寧市、赤峰市、武漢市、沈陽市、西安市、上海市、北京市等 20 個城市。總共回收了 1794 份有效問卷,有效率達到了 89.7%。在數據收集完成的基礎之上,研究者采用了 SPSS 統計軟件對 1794 份數據樣本實施描述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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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結果
    一、居民基本正確認知社區自治行為
    自治行為的認知是指居民個體對于社區自治這一行為基本內涵的認識和理解程度。居民是否能正確認知社區自治關系著其是否能產生積極的社區自治行為。表 1 的描述統計結果顯示城市居民對自治行為的總體認知屬于及格水平(五項的平均值為 6.49)。這表明城市居民只是模糊地認識了社區自治這么一個概念,而其對社區自治行為的基本內涵的認識還需要進一步加深。這一結果與國內學者之前的研究基本類似。其中,王丹陽等的調查表示約有 66%的居民認為社區居民利益的代表是社區居民委員會,說明超過一半的人認識到社區自治要以社區居民自身為代表;而張銘宇的研究則認為近五成的居民對社區自治的內涵并不了解。

    根據民政部對居民社區自治行為的相關界定,居民自治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四個方面。其中,社區發展情況建言獻策這一項的得分最高,這一點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居民的需求所在,說明城市社區居民是有意愿參與到社區發展中來的。得分第二的是民主評議、監督社區干部或社區公共事務這一項。而幫助弱勢群體和提供各種便民服務這一項相比于最能體現社區自治政治權利保障的參與選舉社區委員或居民代表得到了更多的認同,后者的得分也只有 6.44 分,在各項的得分中處于倒數第二的位置,剛剛達到了及格水平。這表明了城市居民對于社區自治中的選舉這一最能保證其權益的行為的內涵和意義認識還不是十分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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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社區組織化參與——案例及分析 .................. 23
    第一節 上海平民社區案例 ................. 23
    一、案例背景 ..................... 24
    二、自上而下的組織化參與機制 ..................... 26
    三、自下而上的組織化參與 .......................... 29
    第二節 平民社區的組織分析 ......................... 31
    一、權威型參與模式 ..................... 31
    二、授權型參與模式 ...................... 32
    三、外入型參與模式 ........................ 32
    四、內生型參與模式 ......................... 32
    第四章 構建多元主體互動合作機制的建議 ....................... 34

    第四章 構建多元主體互動合作機制的建議

    從國家角度來看,國家通過基層管理機構如居委會在社區層次體現其國家意志,實施管理。從社會的角度上說,社區利益一方面表現為居民由于權利意識而對公共領域而產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居委會等組織社區管理的知情權。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社區內所存在的主體已經從一開始單一的街道辦控制下的居委會發展出了居委會、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居民自治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多個社區主體并立的局面。雖然體現居民權利的自治性組織已經開始成長,但由于行政化控制的整體局面沒有被打破,所以居民自治性組織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只有從現如今的行政權力占據主導的社區管理轉變為多個社區主體共同、平等參與社區的局面。中國的社區自治才有可能實現。
    從已經存在的社區主體進行分析,目前占據社區管理的三個權力機構分別是居委會、物業公司和業主委員會。居委會以及物業公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目前由于路徑依賴、現實情況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扮演的仍然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而業主委員會由于是業主組成的機構,代表的是業主本身自己的利益,所以從利益訴求上與物業公司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同時,又由于現實業主委員會委員在挑選時,可能存在居委會和物業公司聯合挑選的情況。所以從這個可能出現的現象出發,業主委員會也可能與物業公司達成某些社區事務上的默契,而相互配合。所以,這就導致了業主委員會不能充分的代表社區居民,來維護他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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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當前的中國社區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轉型,政府從以前的全能政府正在向著有限政府進行轉變,逐漸放開了對于社區公共區域的控制。同時,市場經濟的確立,使得民眾的權利意識得到覺醒,從社區的角度來講,城市居民開始要求自身權益在社區中的實現。面對這種情況,中國城市社區的自治建設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但目前中國的社區自治建設情況還處于起步階段,自治的程度還比較低。首先,社區的行政化程度較高,居委會雖然在法理上作為居民的基層自治性機構,但由于基層“兩級政府,三層管理”的情況,實際扮演的角色還是政府的派出機構,所以,社區的日常管理還基本處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其次,社區的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還還處在發展的起步階段,無論是在制度建設上,還是實際的運行環境來講,還不能在目前的社區中充分地發揮作用。再次,社區的內生型自治組織,從實際角度來講,還處于空白階段。目前在中國城市社區存在的還只是居民處于共同興趣和共同利益形成的居民志愿性組織。這種組織和西方的內生型自治組織相比,在政治基礎、產生程序、運行機制和發揮功能方面來講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最后,從城市居民對社區自治的認識來講,目前,城市居民普遍對社區自治的內涵認識不清,沒有意識到選舉是維護他們權利的最有效的方式。同時,由于體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的社區自治普遍參與不足,對社區自治參與表現出冷漠。
    面對中國社區自治存在的各種問題。第一,政府在社區建設的核心地位需要其為社區的建設發展提供方向、政策性的把控,財政上的支持,以及制度性的保障;第二,居委會作為社區建設實踐中可選的進行改造居民代表組織,需要對其行政管理的角色進行轉變,并且對其地位及職責進行法理上的定位,使其成為居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第三,積極培育非政府組織,并將市場機制引入社區,這樣能夠對社區服務提供相應的補充,同時也能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使社區的自治建設過程更加合理;第四,網絡的出現更是為社區建設提供了更加有效的交流機制,既能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又能使社區服務的開展更加便捷,這對社區自治的建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略)

    原文地址:http://www.jkuf.icu/xzzzlw/15143.html,如有轉載請標明出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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